会议综述│2024重大能源与气候议题上海对话成功在沪召开
2024年11月7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博众智合能源转型、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重大能源与气候议题上海对话”研讨会暨2024第七届进博会国际碳中和与绿色投资大会边会。“上海对话”聚焦两大核心议题：一是全球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对国际供应链，尤其清洁能源供应链的影响，以及主要经济体如何确保气候目标的落实；二是工业低碳转型，并重点关注CBAM及其对我国相关行业的影响。本届上海对话是上海进博会配套活动，2024第五届国际碳中和与绿色投资大会的边会，并通过新华网直播与国内外观众同步分享。本次对话汇集来自亚洲、欧洲及其他地区的能源气候领域专家、行业代表与利益相关方，旨在分享和探讨全球能源和工业清洁转型及其他重大能源气候领域议题的经验教训、挑战、与机遇。本次会议在新华网直播再创新高，265.6万人在线观看破历史纪录。
博众智合中国区总裁涂建军在其开场致辞中指出：“全球供应链正面临地缘政治、技术业态、生态环境等领域多重挑战，在多重危机叠加的时代里，如何应对相关领域的挑战，将考量各国决策层的政治智慧。展望未来，中欧两大经济体、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是否能够进一步深化在清洁能源转型领域的国际合作，对于全球气候议程至关重要。
会议第一节围绕“多重危机时代的清洁能源产业链国际合作前景展望”展开研讨交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陈东晓院长致开幕辞：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长期与博众智合能源转型合作和举办会议。当前，全球正在经历世界变革和重大地缘政治冲突，目前并无清晰的能源转型路线，在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紧密相连，需要全球和国家层面的共同应对。预计2024年联合国将发布关于极端气候和灾害的报告，同时关注各国能源转型和《巴黎协定》的实施情况。上海对话将探讨宏观经济变化、地缘政治、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前景，以及全球经济体如何实现气候目标。会议将特别关注碳边境调节机制和工业低碳转型。作为第七届进博会边会，本次上海对话将在新华网直播，旨在为国内外提供一个分享经验、教训、机会和挑战的平台，重点关注国际碳中和与绿色投资问题。希望通过本次对话加强能力建设和国际合作。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管副总领事卢永胜先生致开幕辞：卢永胜先生致表达了对参与2024年第七届进博会国际碳中和与绿色投资大会边会的荣幸，并感谢主办方博众智合能源转型、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卢永胜先生强调了在全球气候变化、能源安全和经济不确定性等多重危机背景下，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清洁能源产业链方面。会议将探讨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国际合作、工业低碳转型、碳边境调节机制以及能源政策和低碳标准对生产和贸易的影响。德国期待与各方分享见解，推动全球低碳转型，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同时期待通过直播会议展现对承诺的坚持，并与大家共同为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
中国投资协会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杰先生致开幕辞：张杰先生祝贺并欢迎参加第四届重大能源与气候议题上海对话暨2024第七届进博会国际碳中和与绿色投资大会边会的嘉宾。他回顾了中国在能源革命和“双碳”目标下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发展，强调了能源绿色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挑战，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领先的国家，中国将深入参与国际能源转型并发挥引导作用，推动零碳能源和产业合作，建立双边零碳产业园，促进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和能源转型目标的实现。期待与会者深入交流，共同推进能源转型和气候领域的合作，激发创新灵感和合作机遇，共同应对挑战，开创全球能源转型和气候治理的新篇章。
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智慧能源创新学院院长黄震分享了“碳中和愿景下的再电气化”：中国正面临从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的挑战，电气化是关键环节。目前，中国的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已超过火电装机量，光伏和风电装机量也已超过煤电。随着技术进步，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下降，价格已能与煤电竞争。中国将通过直接和间接电气化，实现各行各业的脱碳，走向零碳。再电气化不仅包括直接电气化，还涉及通过绿电制氢、制甲醇等方式实现间接电气化。这一转型需要新的思维和市场管理，以适应可再生能源的波动性和间歇性，最终实现能源的绿色低碳发展。
牛津能源研究所中国能源研究部主任米哈尔·梅丹（Michal Meidan）分享了“全球新能源供应链前景展望及对中国的政策启示”：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其产能增加和全球制造比重不断上升，同时中国的成本下降对能源转型是有利的，但也给欧洲和美国带来了竞争压力。面临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竞争压力，包括美国和欧洲在内的国家可能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过去，得益于有效的产业政策和制造业规模化效应，中国清洁能源产业取得长足发展。有鉴于此，西方国家也在关注如何通过政策和合作来应对能源转型的挑战。全球气候合作需要重视供应链的复杂性、多元化发展，但仅仅通过关税加码恐无助于美西方解决清洁能源产能不足的问题。
复旦大学校长助理、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理事长吴力波分享了“人工智能对全球清洁能源转型及气候议程的影响”：AI技术，特别是大型语言模型和生成式AI，正在经历快速增长，这得益于大数据和强大的计算能力。AI的发展正朝着通用人工智能（AGI）迈进，这要求对世界进行更深入的建模。然而，这一进程也带来了能源消耗的显著增加，尤其是在数据中心（IDC）方面。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提出了将数据中心迁移到可再生能源丰富的地区，并优化算力资源和电力分布的方案，以实现经济和碳排放的双重优化。此外，AI在能源领域的高价值应用场景包括赋能科学研究新范式，提高气候治理的预测、识别、决策和控制能力，以及通过大语言模型和智能体模型支持气候政策的设计和模拟。
Navius Research 总裁乔瑟姆·彼得斯（Jotham Peters）分享了“北美能源气候变化展望”：美国和加拿大都设定了减排目标，期望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如碳定价、工业碳定价机制、可交易的绩效标准政策、投资税收抵免等，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尽管这些政策有助于减少排放，但可能无法完全实现两国的减排目标。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的政策可能面临不确定性。相较而言，加拿大的政策在不同政治派别间拥有更多认可。尽管如此，州和省际层面的行动可能部分抵消联邦层面气候行动的减少，但不足以完全弥补联邦层面的不作为。未来，随着政策格局的变化，可能会有更多的变化出现，但具体的影响和结果仍需进一步观察。
梅丹博士、吴立波教授、彼得斯先生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中德能源转型研究项目主任韦国思（Markus Wypior）、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所所长于宏源在 “多重危机时代的清洁能源产业链国际合作前景展望”圆桌讨论环节均发表了精辟见解。
韦国思表示，德国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在过去十年中对外部供应链的依赖增加，特别是在安全和能源方面对中国的依赖显著。面对贸易摩擦和俄乌战争导致的能源进口中断，德国正寻求供应链的多样化和风险管理，以确保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德国政府在2019年基于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政策，逐步制定针对中国的战略，旨在减少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并非脱钩而是风险分散。德国与中国在电动汽车、气候变化等领域有合作空间，同时也存在敏感议题。德国期待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合作。德国政局的变化可能会影响对华政策，但德中关系预计将保持友好，不会脱钩，双方期待更多合作。
梅丹博士表示，英国作为一个贸易大国，并没有专门的产业政策，且脱欧后内部经历了许多变动，加之美国的压力，使得英国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面临复杂性。英国在能源转型和净零排放目标上存在挑战，需要考虑如何在国内外建立更强大的供应链和产出。尽管英国与中国在合作上存在空间，但也需要进行风险管理。特朗普政府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市场集中度风险也是英国需要考虑的因素。英国和中国在市场准入、透明度、信息数据和定价方面有合作机会，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后，现货市场和油气供应中断等潜在因素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下，中英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也对全球供应链有益。此外，英国也在考虑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推广ESG等标准的适用性。
彼得斯先生表示，美国总统选举结果对气候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备受关注，特别是特朗普当选可能带来的挑战，包括对美国减排目标和政策的不确定性。存在担忧减排政策可能被取消，同时特朗普团队内部对减排立场不一，增加了风险。全球贸易方面，美国增加关税可能影响太阳能、光伏、风能等产业的成本，对核心工业领域构成挑战。气候变化政策是全球共同目标，需要国际合作。加拿大虽然担心美国政策变化的影响，但更关注自身政策的实施，尤其是工业碳价政策。加拿大对特朗普可能减少或取消减排政策表示担忧，同时关注自由贸易协议的持续性，这对加拿大经济和气候变化政策至关重要。作为重要的原料供应国，加拿大未来希望增强工业原料在不同经济体间的流动，加强全球供应链韧性。
裴睿东先生在讨论中指出，全球供应链的紧张局势对新兴经济体如墨西哥产生了影响，这些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日益突出，成为中资出海的重要目的地。他强调供应链的多样性，以及不同国家根据自身资源和优势带来的不同机遇。当前，企业寻求供应链的韧性和风险分散，这使得一些国家如墨西哥在汽车、航空、微芯片和电子等领域吸引了中国企业的投资和生产转移。然而，他也指出，没有国家能够完全取代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尤其是在工业完备程度和全球连接性方面。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受惠于供应链变化的程度不一，取决于它们的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比例和其他因素。
吴力波教授表示，技术革新，尤其是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是全球供应链整合的重要驱动力。然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高度集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算力资源，这使得它难以带动全球产业链的广泛延伸和拓展。目前，人工智能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劳动力规模较小，且存在垄断效应，如OpenAI等公司的技术能力强但成本高昂，不易被替代。对于全球产业链来说，人工智能技术既是新模式也是挑战，它可能需要与其他垂直领域渐进式融合，这涉及到行业数据沉淀和应用场景的沉淀。传统产业在拥抱人工智能时，既希望提高效率，又担心被取代，因此产业链的重构需要新的拓展模式。
于宏源所长指出，在当前全球“绿色-数据”融合治理背景下，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呈现出新的趋势。全球能源互联网的发展不仅仅是能源安全与数字化技术的结合，更是全球绿色公共产品的重要体现。从全球能源安全与数字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与建设现状出发，在智能电网在内的全球主要区域的能源互联网发展所面临的清洁化、数字化、网络化的“三化”趋势下，全球能源互联网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由于能源转型与地缘经济变革密切相关，南亚、东南亚、中亚、西亚非洲、欧洲等不同地区国家均不同程度地重视以智能电网为代表的能源互联网建设。这也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创造了合作契机。不容忽视的是，中国与地区国家的合作也面临诸多挑战性因素，包括政治、技术、法律和数字化等方面的挑战，但通过拓展合作的增长点，中国与相关国家在智能电网等领域的合作也面临广阔的合作空间。在此背景下，在相关区域合作与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中国与相关地区国家宜结合“绿色数据”融合背景，在能源网络安全、数据治理、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等领域拓展与深化合作，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与深化基于能源安全、数据治理与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的命运共同体关系。
会议第二节围绕“碳边境调节机制与工业低碳转型国际对话”展开。
博众智合中国区总裁涂建军表示，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全球进入了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多重危机时代。危机可以带来系统性变革，而如何将危机转化为机遇，是每个国家、机构和个人都需要面对的问题。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对中美关系和全球气候议程有着深远影响，而中美关系中应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历史教训。欧洲处于十字路口，其经济繁荣的传统支柱受到质疑，而中欧关系的未来走向需要持续关注。中国同样面临人口、预期和国际经济红利的挑战，需要与时俱进地调整能源气候国际合作策略。在当前历史节点，中国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双边关系状态，以及对多元化和可再生能源产业链、供应链来源的诉求，将成为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合作中的重点。
Sandbag智库的执行总裁阿德里安·阿苏斯（Adrien Assous）分享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最新发展与过渡期后的展望”：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是欧盟为实现工业脱碳而出台的气候政策，旨在取代现有的免费配额。CBAM的实施将影响欧盟内部企业的排放成本，尤其是在水泥、钢铁等行业，因为免费配额的取消将迫使企业为碳排放支付费用。这一机制可能导致欧盟产品价格变动，增加与低排放国家产品的竞争。CBAM的立法框架包括多个法规，涉及申报、验证和认证等，目前处于过渡期，预计将持续至2025年。未来，CBAM可能会扩展至更多商品和领域，包括间接排放和有机化学品。中国等贸易伙伴可与欧盟合作，以确定国家默认值，减少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并使CBAM机制更有效、流程更顺畅。
武汉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香港科技大学（广州） 客座教授齐绍洲分享了“中国碳市场扩容对贸易的影响分析”：中国碳市场的扩容，将水泥、钢铁、电解铝三大行业纳入全国碳市场，分为实施启动阶段和深化完善阶段。这一政策短期内对扩容行业的国际贸易影响不大，但随着中国碳价格的上升，这些行业的低碳国际竞争力有望提升，同时碳泄露现象可能逐渐发生。中欧之间的碳价格差将持续存在，不会因为中国的碳市场扩容而改变，因此欧盟的碳关税（CBAM）对中国国际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也不会因为扩容而改变。长期来看，随着碳市场扩容和碳价格的上升，中国的国际贸易将趋向绿色低碳，优化贸易结构。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秘书长、科技环保部主任冯超分享了“新发展形式下中国钢铁行业低碳发展”：中国钢铁工业的技术装备和制造水平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且大气治理水平显著提升，已成为全球最清洁的钢铁生产者之一。面对高质量发展和绿色低碳转型的需求，中国钢铁行业正积极完成“双碳”目标要求，通过调整工业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动技术创新和流程优化。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和碳市场的扩容工作也在进行中。尽管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可能形成新的贸易壁垒，中国钢铁行业有信心通过技术提升满足相关要求，并已采取多项措施，包括超低排放工程、极致能效工程、共性技术研究等，以实现绿色低碳转型。中国钢铁行业已成为全球钢铁技术进步的驱动者和绿色转型的贡献者，未来将继续与全球产业链合作，共同应对绿色转型的挑战。
德国博众能源转型论坛德国项目主任西蒙·穆勒（Simon Müller）分享了“德国工业低碳转型展望及对中国的启示”：德国和欧洲的工业脱碳现状显示，德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已降至七十年来最低水平，比1990年减少了46%。德国政策框架正不断推进气候中和，包括启动碳差价合约招标以鼓励脱碳发展。然而，德国经济疲软和政府破产等问题对传统高排放企业，尤其是化工行业，提出了挑战。未来，德国计划通过技术路径在2045年达到气候中和，涉及直接排放减少、氢能转换、热泵技术应用等多个方面。欧盟内部市场和贸易伙伴关系对于实现清洁和竞争力行业至关重要，中国在低碳重工业工厂需求中扮演重要角色。亚洲和中国是欧盟最大的碳密集型材料贸易伙伴，国际低碳材料标准和标签能扩大绿色产品国际贸易。欧洲企业对低碳材料的需求明显，合作制定碳产品要求可以弥合不同政策方法，并应对碳锁定风险。全球合作对于建立清洁价值链、先导市场和贸易至关重要，以协调气候保护和贸易之间的关系。
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首席战略官杨燕青、宝武中央研究院低碳技术总监刘颖昊、南钢集团双碳发展总监刘长亮及齐绍洲教授参与了主题为“全球供应链脱碳对钢铁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与企业应对”的圆桌讨论。
海华永泰高级合伙人吴必轩律师表示，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未来存在不确定性，欧盟产业对CBAM的态度复杂。CBAM在过渡期的处罚问题备受关注，但目前欧盟更注重合作和数据收集的努力，对于体现出配合善意的欧盟进口商表现出了宽松的态度。同时，有些欧盟进口商开始要求中国出口企业开具证明，表明他们已尽力获取所需数据。随着CBAM收费期的临近，欧盟将讨论实施细则，包括CBAM向下游扩展的可能性、数据报送的简化以及认证和授权问题。
杨燕青表示，从经济学角度来看，CBAM（碳边境调节机制）被认为是一个糟糕的安排，因为它违背了WTO的多边精神，并且可能导致全球价值链上的效率低下和不公平。研究表明，CBAM可能导致成本大幅增加，且碳排放重要的中间品的负担不均。此外，美国大选结果，特别是特朗普可能对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的威胁，将对全球价值链产生巨大冲击，使得CBAM的影响相形见绌。在这种情况下，CBAM和碳定价问题可能变得次要。如果全球不对美国报复性征税，中国的福利损失约为0.5%，而全球其他国家约为0.4%。若全球国家都进行报复，美国的收益将降至零，而其他国家的损失将增加，导致全球经济陷入混乱。因此，CBAM在全球贸易政策的大背景下，可能只是一个较小的问题，而更大规模的贸易战和关税政策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齐绍洲表示，钢铁行业即将纳入全球碳市场，同时面临CBAM从过渡期到实施期的转变，这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虽然钢铁对欧盟出口的绝对量有限，CBAM对钢铁行业的影响在数量级上较小，但仍然是负面的。碳市场的纳入将推动钢铁行业通过技术进步和提高能源效率来实现节能减排和产业转型升级，这是内部积极的一面。大型央企在这一过程中承担引领作用，而中小钢铁企业则采取跟随策略。碳市场的纳入对能有效节能减排的企业来说，可以在碳市场上获益，投资于清洁项目和技术改造，形成良性循环。总体来说，碳市场的扩容和CBAM的实施对钢铁行业是双刃剑，钢铁企业需要把握好每个危机，利用好每个危机，转化为发展机遇。
刘颖昊表示，由中钢协指导宝武牵头制定发布的低碳排放钢团标是为了适应国内外政策和用户需求，统一和明确低碳排放钢的定义，以减轻企业因标准碎片化和多元化而产生的负担。该标准的制定考虑了与国际标准的互认，遵循《巴黎协定》的1.5度目标，并考虑到时间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不设定固定值要求，以符合中国实际情况。标准鼓励钢铁企业采用绿色清洁能源和突破性冶炼技术，实现钢铁制造的低碳发展，并为下游用户提供统一的低碳排放钢标准，适用于所有钢铁企业，从而促进钢铁行业的可持续低碳发展，并适应国际贸易政策。
刘长亮表示，南钢作为江苏省首批“双碳”试点企业，面对荣誉与压力，正积极调整产品结构以适应新能源、石油化工、工程机械、船舶桥梁等减碳重点行业的需求。在低碳技术方面，南钢正在应用中钢协发布的50项极致能效技术清单上的成熟技术，并探索示范前沿技术。能源使用上，南钢逐步调整用能结构，探索自建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在碳排放管理方面，南钢不仅按照生态环境部要求准确核算组织碳，还关注产品碳足迹，与上下游合作摸清碳排放数据，并与重点用户和行业合作进行闭环碳管理。这些经验可为其他钢铁企业提供参考，以实现可持续低碳发展。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所所长于宏源教授对全程会议总结致辞：本次会议涵盖了气候变化、清洁能源供应链、碳市场等多个领域，强调了资源、资本和知识向高效地方流动的趋势。会议讨论了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国际合作、技术未来、《巴黎协定》推动的确定性以及产业路线图和能源转型方向。面对安全、产业和社会问题的三重困境，特别是地缘政治安全和社会变迁下，低碳转型受到挤压。面对地缘政治和能源安全的挑战。在全球碳定价机制和能源转型的背景下，会议寻求在多元危机中找到乐观的解决方案，强调了共同面对未来的重要性。会议成果将转化为对未来能源转型和全球碳市场的共同行动，特别是为2030年COP30巴西气候大会做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