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丨《全球治理新变局下中欧清洁能源产业合作的新机遇》报告研讨会

  

可再生能源是全球能源转型的核心推力。过去几年间，以可再生能源为代表的清洁能源产业迎来了跨越式发展，并成为各国发展的重要方向和全球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和欧盟既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也是全球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来源之一。因此，加强中欧气候、能源合作对全球低碳发展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为促进中欧绿色能源合作，深化双方多层次绿色能源合作共识，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共同设立了“能源低碳发展”课题组，课题组形成了《全球治理新变局下中欧清洁能源产业合作的新机遇》报告。该报告旨在探讨中欧清洁能源产业合作的机遇与挑战，通过总结回顾中欧在气候、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基础以及双方在能源转型进程中的最新实践，探索更多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和机制，以期为中国的能源转型提供有益建议。

2024年10月19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国际环保机构绿色和平在北京建国饭店联合举办《全球治理新变局下中欧清洁能源产业合作的新机遇》报告研讨会。来自生态环境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绿色和平、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能源》杂志中国汽车工程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围绕当前国际形势下中国和欧洲清洁能源产业合作的机遇与挑战这一主题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的探讨。

本次研讨会由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何婧主持，生态环境部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和绿色和平东亚项目副总监张凯为会议做开场致辞。

柴麒敏表示，近年来，随着各方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以及对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视，能源已经不可逆转地在向绿色低碳方向转变，这种转变也为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产业金融等不同领域带来了新的变化与挑战。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也会产生非常多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张凯表示，在俄乌冲突引发地缘政治局势变化，并对全球清洁能源产业链需求、关键原材料可获取性产生深刻影响的大背景下，绿色和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课题组希望以中欧对能源转型、能源安全的需求为契机进一步促进中欧清洁能源产业的合作。他强调，去年的COP28上有120多个国家提出要实现3倍可再生能源装机的目标，这也意味着2030年以前全球各国对于清洁能源产业装机的需求将大大提升，清洁能源产业链在能源转型议题中的重要性得到凸显。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所长于宏源结合自身与欧盟多国研究机构、政府官员的对话，对报告进行了解读：全球能源格局正处于深刻变革期，清洁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欧提供了合作机遇。随着全球能源转型和科技革命的加速，清洁能源产业成为中欧合作的重点领域。《巴黎协定》后，中欧都设定了碳中和目标，并着力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盟的绿色转型政策在法律、经济和科技等多个方面协调推进。通过《欧洲气候法》、“欧盟‘2030年减碳55%’一揽子行动计划”（“Fit for 55”）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促使欧盟各成员国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并形成了与全球气候治理紧密联动的政策体系。中欧既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也是气候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中欧在《巴黎协定》框架下，在新能源领域展开了深度合作。中欧还通过多个对话机制促进双方在绿色供应链、技术转移等方面的合作，推动了双方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尽管中欧在能源转型领域具有强大的互补性，也存在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欧盟碳关税等单边主义措施虽然试图对高碳排放产品征收关税来激励减少排放和推动工业转型；但也鼓励了绿色产业链供应链领域的贸易壁垒。中欧未来的合作应宜聚焦于能源转型和绿色金融的融合领域，通过金融、技术、市场的三方合作来提升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力度，加速公正转型脱离化石燃料进程。面对地缘政治对全球绿色供应链的冲击，一方面，中欧宜推动绿色技术在供应链各环节的广泛应用，并加强能源转型矿产循环利用；另一方面双方应共同推动全球南方清洁能源投资、技术研发和推广，将其作为双方合作的细化层面，从而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转型与可持续发展。

在专题发言环节，几位专家就报告内容进行了研讨，并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分享了他们对于如何推动中欧气候能源合作的见解。

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董事莫争春从宏观的角度解读了美国因素对中欧关系的影响，并阐述了欧盟竞争力报告所透露出的欧洲内部危机感、焦虑感、无力感和碎片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欧盟内部分歧，如法德对于中国电动汽车等议题的态度差异。经过近年来对中美欧局势变化的观察，他强调，重新审视中欧市场、资源、技术产业链的一些假设对于解决中欧经贸冲突至关重要。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矿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黄霞点明了气候变化下，关键矿产是能源转型与新一轮产业变革的基石，与美国不同，欧洲有其特殊性，当前面临着严重的关键矿产困境和焦虑。在此背景下，中欧构建稳定互信的关键矿产供应链伙伴关系尤为重要。中欧在资源端、冶炼加工端、应用消费端的合作将有很大前景。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一带一路”研究室主任谢来辉认为，当前全球治理的新变局是全球气候治理三大主要力量——美国、欧盟和中国——分别转向了各自的政策，相互之间的合作大大减少。特别是美国的《通胀削减法案》，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出口新能源产品的反补贴关税，都体现了欧盟在跟随美国对华战略以及实现自身碳中和目标之间所存在的困境。当前，欧盟提出的所谓“去风险、竞争力和战略自主”三大转型动力之间其实存在内在矛盾。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治理和实现碳中和目标本身隐含着大国合作的要求，但合作是一种政策选择，而并非必然的结果。未来全球气候治理危机的出路，包括欧盟危机的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能能否采取更多的战略自主性，这也关系着中欧未来能否可以找到一个博弈的均衡点。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研究部主任赵海强调美国大选将对未来能源产业产生深远影响，并指出能源安全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被视为国家安全问题，而气候变化变成党派问题被边缘化，这也造成了全球能源转型动力衰减。而这一切都受到人工智能新科技和地缘政治的影响。针对美国对华制裁，中国常用稀土等矿产作为应对措施，但可能会加剧美国的去依赖化。同时他认为欧洲当前正陷入如何实现价值观与安全、产业发展需求、就业和社会稳定的“不可能三角”困境。未来，与第三方的合作应是中欧的重点关注领域。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傅聪认为，欧洲当前的气候能源政策从注重脱碳转型转向了减碳目标与经济竞争力目标相结合，以气候能源政策来提高欧盟的经济竞争力。造成这一转向的原因一是欧盟的经济危机感明显增强，二是欧盟整体右倾氛围加重。未来，中欧合作重点在于绿色能源投资、非敏感领域能源技术合作和在竞争性领域加强对话。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所陈晓径分享了最近对中欧氢能竞争与合作的研究，认为需要警惕能源问题政治化：欧盟在氢能领域对华显露防御姿态，这将对我国实现“双碳”目标以及中欧绿色产业合作等产生影响。同时中欧需要认识到在推动氢能发展方面，仍然存在很多合作空间。

《能源》总编辑王高峰从能源行业产业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新能源产业的内忧外患：一方面内卷严重，另一方面出口阻碍重重，导致新能源制造企业，包括风光、新能源汽车和锂电企业，近几年都基本处于由盈转亏状态。欧美国家对于中国新能源企业的价格优势感到恐惧，试图通过构建贸易壁垒来应对这一情况。基于此，他提出中欧应各退一步并探索一些可落地的解决方案，如企业层面调整策略、优化产品定位，政府层面推动产业升级、鼓励到海外投资等。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特邀研究员郑颖认为不可低估欧洲人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她强调，和美国不同，欧洲更注重能源来源安全和定价权安全，也更注重商业逻辑和经济性，因此不希望中国的产业链供应体系过度冲击欧洲市场。欧方担忧在储能和动力电池上过度依赖中国会让本土企业失去竞争力，并削弱欧盟的定（控）价权和经济韧性；要保持储能产业链、动力电池产业链的独立性，关键矿产资源至关重要。因此她认为，欧盟仍对与中国的能源合作感兴趣，但前提是希望中国的快速发展对欧洲能源行业的定价和供应安全的风险降到最低。中国的产业应当思考如何与欧盟及欧盟企业实现利益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