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开盛在上观新闻撰文，谈新的动荡变革期，2024的世界走向何方

李开盛    来源：上观新闻

进入新的一年，动荡是否依旧？变革能否来临？取决于当前国际政治与安全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力量及其未来走势。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各类政治与安全矛盾呈现出高发态势。

回首过去一年，最为瞩目的当然是2022年2月起僵持至今的俄乌冲突和去年10月突发的新一轮以巴冲突。一些较小规模的边界冲突（如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纳卡争端）和国家内战（如2015年延续至今的也门内战和去年新爆发的苏丹内战、缅北冲突等）得到国际关注较少，但当地人民所承受的苦难同样值得世界同情。

另一些国际政治与安全事件则并未以“血与火”的方式体现出来，如美日韩通过戴维营峰会推进三边安全合作机制化、北约正式接纳芬兰以及邀请日韩等亚太国家参加峰会、菲律宾在南海频频挑衅，但背后引发的地缘政治撕裂清晰可见。

与此同时，也不乏给国际社会带来更多确定性、稳定性的正能量，如中国推动沙特伊朗复交、金砖实现扩员和迪拜气候变化大会达成“阿联酋共识”等，必将对未来国际形势和格局产生深层次影响。

进入新的一年，动荡是否依旧？变革能否来临？取决于当前国际政治与安全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力量及其未来走势。

塑造国际矛盾的三重力量

当前的国际政治与安全矛盾众多，但概括起来看，塑造这些矛盾的主要是以下三方面的力量：

第一是中美围绕“霸权VS发展权”之争进行结构布局。自美国确定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以来，就处心积虑地打压中国的发展，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但美国的外交是实用主义的，它并不愿意通过直接与中国对抗来实现胜出，而是在所谓“印太战略”的名义下，把各类盟伴都纳入到其主导的遏华组合中来，寄希望于通过它主导的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秩序，通过贸易制裁、友岸外包、科技打压、军事围堵等方式不断地给中国套绞索，最大程度地打压中国的发展空间和限制中国的行动范围。美国将此歪曲为模糊是非的中美竞争，但事实上中国要争的不是全球霸权而是自身的发展权。中国已经一再表明，我们的目标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广袤的太平洋和世界完全可以容纳得下中美两国。面对美国的倒行逆施，中国没有掉进冷战的思维与陷阱，而是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上明确提出要捍卫开放的世界经济，在刚刚结束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建设平等有序的多极化。与美国一样，这也是一种布局。但美国布的是维护自身霸权、打压中国发展的局，而中国布的是维护全球化与多极化进程的局。中美博弈的成败，不但事关两国前途，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世界是走向真正的开放与多边主义，还是最终陷入动荡对抗的新冷战格局。

第二是地缘政治逻辑与全球治理需求之间的反复拉锯。当前国际关系不同于后冷战时期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地缘政治的强烈回归，并对全球治理进程造成严重干扰。这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一是发展的不平衡不但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持续存在，而且还深入到发达国家，形成所谓的“铁锈带”，在西方内部形成强烈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情绪。二是全球治理结构难以反映新的国际政治与经济现实，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或治理结构改革迟迟难以推进，或其争端解决机制受到个别国家的阻挠，相关国家不得不另组各种双边和小多边架构，这种治理的碎片化助长了狭隘的本位主义和小集团思想，使得国家对外政策体现为更多的零和思维。三是个别国家被权力斗争思维绑架，主要体现为美国为打压中国把各类治理议题工具化、武器化。由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大影响，结果是把全球治理事务卷入地缘政治的漩涡。但地缘政治的强化解决不了人类社会的治理难题，特别是面对空前最热一年的气候变化挑战，各国也意识到人类不能全部被地缘政治绑架，因此达成了对《巴黎协定》进行首次全球盘点的“阿联酋共识”。去年9月的G20会议排除地缘政治干扰最终发表联合宣言，中美元首在去年11月APEC会议前专门举行双边会晤，都反映了国际社会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地缘政治因素、就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等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甚至也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地缘政治回归不只是一时的现象，而全球治理的需求也是深层次、持久性的，两者之间如何此消彼长将成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观察国际形势演变的重要窗口。

第三是全球格局与地区力量的交互作用塑造了国际安全面貌。各类历史争议、主权争端以及权力角逐等形成的国际安全矛盾是一个普遍现象，在世界上各个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是否会上升或爆发成显性的冲突，或是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危机，则取决于全球格局与地区力量的互动。这里所谓全球格局，指的是主要大国在全球的利益与力量分布。俄乌冲突之所以影响重大，其原因就在于其直接牵动美、欧、俄三方安全关系。新一轮以巴冲突之所以成为当前重大的国际安全事件，不但在于中东本身的敏感性，还在于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相比之下，非洲的冲突就很少得到西方媒体的同样关注。当然，大国的关注并不一定是好事，相反可能是促进动荡甚至冲突的催化剂。去年菲律宾在仁爱礁频频挑事，背后就是有美国“关注”的因素使然。为了给自己在菲律宾增加军事基地以及推动美日菲等安全合作架构提供合法性，美国一直渲染南海局势的紧张性。地区力量也并不全部受全球大国的左右，特别是像伊朗、朝鲜以及哈马斯等反西方色彩浓厚的国家或武装力量，往往能逆西方的意志行事，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西方的战略力量布局。比如去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的突袭，而朝鲜、伊朗则因为其上述特性始终是推动地区形势甚至是全球格局演变的关键力量。

影响2024国际形势的几大因素

上述三方面力量将在较长时期内左右国际政治与安全格局，成为决定动荡变革期特征的关键因素。但从短期来看，如下因素将对2024年的国际形势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一是国家间关系的变与不变。至少在未来一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外交对峙、中俄间良性战略互动以及中美间复合博弈关系都会相对稳定，不会发生大的变化。但有些双边关系攸关全球与地区局势，而且仍处于变化之中，值得我们关注。例如中欧关系，面对俄乌冲突持久化与美国进入大选年，欧洲可能会发现需要中国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稳定的角色。在中国周边，中菲关系正因仁爱礁事件处于变化中，中韩关系则因尹锡悦政府对华政策仍在调整以及接下来的中日韩峰会而面临重塑。

第二是大国经济走向是深层变量。决定国际形势的终究是大国，而决定大国政策的最终还是其实力状况。在世界经济恢复态势远不确定的后疫情时代，无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经合组织的预测，2024年的世界经济增速都不超过3%。尽管整体表现平庸，但各大国可能各有洞天。这种增长的差异不但影响未来大国间力量差异，更关键的是会影响到世界各国对相关国家间关系的预期，并因此而采取不同的政策。去年12月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在访华结束时强调，“永远不要押注中国衰弱”。如果更多的国家能够这样看，将为国际局势注入更多的稳定性。

第三是美国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特朗普的可能回归不但将深刻改变美国，也将改变世界：首先是在盟友关系上，强调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可能会给拜登好不容易搭建的盟伴体系带来强大冲击。其次是在全球合作上，本已艰难的全球治理将面临倒退风险，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好不容易凝聚起来的共识可能不复存在。最后在具体议题上，对于援乌不感兴趣的特朗普可能会给俄乌局势带来颠覆性变化。尽管特朗普即使当选也要到2025年1月才开始施政，但其影响将通过大选的外溢在2024年就体现出来。

面对上述挑战，即使新年的阳光已经来临，世界也不会自动春暖花开。只有世界各国特别是各大国时刻以和平稳定为念，坚守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紧紧把握好推动世界进步的力量，繁荣与发展才会到来。